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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中國民族法學研究述評

    時間:2019-10-18 10:17:33 來源:早教700網 本文已影響 早教700網手機站


      [摘要]2016年的民族法學研究,主要有以下特點:一是研究內容較為全面。其中,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完善、民族地區社會管理法治化、宗教事務管理法治化是本年度重要話題。二是圍繞熱點問題展開研究。如,學者們結合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精神、司法改革和民族宗教熱點問題,對清真食品立法、《城市民族工作條例》修改、民族地區雙語司法人才隊伍建設等問題進行了研究。三是重視實證研究,尤其是對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習慣法現實表現的調查研究較多。四是規范化分析方法的運用,促進了民族法學理論的突破。如,學者們圍繞《民族區域自治法》中的“上級國家機關”、優惠照顧、組織公安部隊等內容的規范化分析。
      [關鍵詞]2016年;民族法學;民族權利;民族區域自治;民族法制;民族習慣法;民族法制史;民族司法
      中圖分類號:D921.8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391(2017)06-0079-09
      學界對民族法學的研究,20多年來成果頗豐,但是基礎理論研究仍然薄弱,研究的功利性傾向突出,研究方法滯后單一,學科價值與地位仍受爭議。我們應該密切關注民族法學的相關研究,凸顯民族法學的學科價值。筆者從中國學術期刊網查到2016年度民族法學相關論文,經過篩選鑒別,選定了67篇文章。雖然對于民族法學的理論體系,有人認為應該包括:理論民族法學、應用民族法學、民族法文化學、比較民族法學和邊緣民族法學五部分,本文仍參照《中國法律年鑒》中對"民族法學"的體系劃分進行分類。67篇文章中,關于民族法學基本理論4篇,關于民族權利保護的研究11篇,關于民族區域自治的研究6篇,關于民族法制建設的研究21篇,關于民族習慣法的研究9篇,關于民族法制史的研究6篇,關于民族司法的研究10篇。現在分別分類介紹與評價。
      一、關于民族法學基本理論的研究
      本年度,有學者對民族法學學科體系、研究方法和民族法治理論進行了探討。盡管民族法學的現實學科地位已經確立了20多年,但并未出現在教育部學科分類名單里。故而,關于民族法學的基本理論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關于民族法學學科體系及研究方法
      廉睿、孫蕾認為,民族法學也面臨著諸如學科體系尚未發育完整、研究進路尚未確立、學科地位尚不明晰等一系列“合法性危機”,應明確民族法學的“綜合法”屬性、重視民族法學領域中的“軟法”資源、借鑒相鄰學科的多重研究方法,實現民族法學的理論更新與良性發展。[1]吳旭夢認為,民族法學研究的主要方法有田野調查法、史學研究法、比較研究法、跨學科研究法和價值分析法。[2]
      (二)關于民族法治理論
      龔戰梅、李志遠認為,在傳統向現代過渡的轉型時期,民族地區多元規范客觀存在。民族地區法治建設,應當面對這種“多元現實”,結合法治共識,從加強地方性立法、通過司法個案認可和創新法治宣傳方式等角度尋求“多元共識”的法治路徑。[3]馬升認為,民族法律信仰是民族地區各民族依據自身的經濟、文化、宗教、習慣等漸次形成的、以當代中國法治核心思想為基礎的、關于法律意識的綜合理性,是推進民族法治化的依據和基礎所在。[4]
      二、關于民族權利保護的研究
      本年度,此方面主要呈現兩大特點:一是學者們對于少數民族基本權利的法律表達進行了重新審視,具體表現為:對“少數民族權利”的提法、對“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的理解、權利保護角度民族歧視的消解以及對入籍外國人民族身份管理等問題進行了研究。二是在少數民族經濟權利的研究,主要在“發展權”的話語下展開,關注少數民族在整體上的經濟發展權、城鎮化中的發展權、金融發展權、環境正義角度的發展權等問題,理論上有一定突破。具體如下:
      (一)關于少數民族權利的基礎性研究
      王立峰認為,考慮到少數民族權利與義務的關系,宜將“少數民族權利”修改為“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并放棄“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措辭。[5]唐勇認為,現階段少數民族權利保障,應當以經濟權利和文化權利為抓手,以發展權為目標。結合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十三五”時期重點是在區域發展框架中保障經濟權利,在民族交往交流中保障文化權利,在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中保障自治權利。[6]徐磊認為,對“民族平等”的理解,應當采取新的理論闡釋:族元平等,是多民族國家維護統一的理論基礎;族群平等,是社會多元發展中無法回避的客觀存在;族裔平等,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迫切要求。[7]張立哲認為,“民族團結”作為憲法民族權利的政策表達,即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視野,展現了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主權結構與治權結構、程序民主與政治共識統一中的憲法邏輯。[8]近年來,內地一些服務性窗口行業出現了對來自某些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群眾的歧視現象,危害了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對國家法制與民族政策效能產生負面影響,也可能被敵對勢力所利用,引起了強烈反應。對此,雷振揚認為,大漢族主義是民族歧視現象產生的歷史與思想根源;社會轉型過程中民族關系面臨的新情況、暴恐活動的沖擊、維穩壓力下的行為變異等是其產生的現實影響因素。要用法律來保障民族團結、消除民族歧視:盡快制定《反歧視法》并就禁止民族歧視作出具體規定、盡快修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解決現實問題、建立健全對民族歧視違法行為的追責機制、審慎推進反民族歧視司法行動、引導行業協會等民間組織實行嚴格的反民族歧視行業自律。[9]熊震、李昕陽認為,簡單的將入籍外國人的民族身份管理參照少數民族進行,不符合入籍外國人所屬群體性質歸類,不具備充分的合法性。[10]
      (二)關于少數民族經濟權利的研究
      王杰從國家經濟發展宏觀觀念演進、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理念變化、國家治理與經濟社會治理理念轉變角度分析了少數民族經濟發展權內涵的變遷,認為要通過“賦權式發展”實現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最終促使少數民族群眾在經濟發展、人格自尊和自由緯度上實現“幸福”。[11]趙博文等人認為,少數民族在城鎮化中發展權,涉及到少數民族公民與非少數民族公民的實質權利調整、完善民族地區法律制度、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城鎮化中的少數民族社會保障制度實現、少數民族文化保護等多方面問題,應當建立對法律制度的運行監管和維護體系和權利保護與侵權追究制度。[12]楊茜云、歐璇認為,金融發展權應當作為少數民族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方能解決扶持和幫助理念的不足,有效破解少數民族金融發展問題。[13]黃朝明等人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影響民族地區農戶宅基地使用權流轉意愿的主要變量排序為:家庭人口數量>產權影響程度>對流轉條件的認知>有無空閑宅基地。應當尊重農民意愿,有條件逐步地進行宅基地流轉;做好農戶產權權利證明工作,實現農戶法律保障;鼓勵農戶將空閑宅基地進行流轉,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完善宅基地流轉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14]王伯承從環境正義的視角出發,對民族村落生態經濟發展進行了研究,發現:代內正義上存在著環境權利和環境義務不對等;代際正義上存在著資源稟賦的過度開發導致發展的不可持續;種際正義上則需要注重保護其他非人類物種的“內在權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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